决战前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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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德里有一座被炮弹打坏了的公寓，从公寓高处可以望到那个所谓“村舍”[1]，我们当时就是以这座公寓作为工作基地的。战斗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进行。居高临下看得见战斗的场面一直伸展到小山上，鼻子闻得到硝烟的气味，舌头上沾着战场上飞来的尘沙，步枪声和自动步枪声更是如滚石下坡一般在耳边响成一大片，时起时伏，中间还夹着劈劈啪啪的各式枪声，以及我们背后排炮向外发射的接二连三的隆隆巨响，巨响过后总少不了轰然一声，炮弹落地开花，冲天黄尘滚滚而起。不过要拍好电影，这个距离总还嫌稍远了点。我们也往前挪过，可是他们老是对着摄影机打冷枪，弄得你根本没法拍下去。

我们最贵重的东西就数那大的一架电影摄影机了，如果摄影机打坏，我们也就玩儿完了。我们简直是在无处可拍的情况下把影片拍出来的，所以这些拍好的影片加上摄影机，便成了我们的宝贝。我们浪费不起胶卷，电影摄影机更得百般小心保护。

就在前一天，迎面打来的冷枪逼得我们退出了一个拍片的好地方，我只好把小摄影机捧在肚子上，拼命压低了脑袋，用胳膊肘支着地，一步一挪地爬回来，子弹呼呼地从我背上掠过，打进了砖墙，四散飞溅的泥粉砖屑两次撒满了我的全身。

也不知道什么缘故，我们方面最猛烈的进攻总是在下午发动的，那时太阳正好位于那帮法西斯的背后，摄影机镜头上照到了阳光，便像日光反射信号器一样闪闪发亮，那帮摩尔人[2]就瞅准了闪光开火。他们在里夫人[3]那儿见到过日光反射信号器和军官的望远镜，满在行的，所以你如果愿意饱尝一下冷枪滋味的话，只要无遮无蔽地拿起望远镜来望望就行。而且他们的枪法可精着哩，所以弄得我整天紧张得唇干舌燥的。

一到下午我们就开进公寓。在这个地方拍影片还是不错的；我们在阳台上用破旧的花格帘子草草做了个遮阳，摄影机就可以安在下面。不过，还是我说的那句话：距离总还嫌远了些。

真要说太远那也不见得，有一些场面还是可以拍到的，比如那松树遍布的山坡，那湖，那中了高爆榴弹后石屑四迸、粉尘弥漫、看不清面目、依稀只见个轮廓的一幢幢石头农家房子。轰炸机打头上嗡嗡飞过，这就又可以拍到小山顶上轰然冲天而起的滚滚浓烟和尘雾。不过，隔着这八百码到一千码的距离，坦克看去到底只像些泥土色的小甲虫，口吐细细的火光，在树林子里快快地爬，坦克后面的士兵都成了些小玩具人，一会儿卧倒，一会儿猫着腰往前跑，一会儿又趴了下去，有的还能起来往前跑，有的就没再挪动过一步，星星点点的人影就这样布满了山坡，而坦克还是一个劲儿往前冲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希望能拍出个战斗的轮廓来。我们已经拍到了许多近景，运气好些的话今后还能拍到一些，如果我们还能拍到一些可以体现战斗轮廓的场面，诸如突然的尘土冲天，榴霰弹的空中开花，滚滚的硝烟尘雾中手榴弹爆炸的黄光一闪、白花怒放等等，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基本上可以完成了。

这样，到天色暗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大摄影机搬下楼去，拆下三脚架，把东西分作三堆，然后一次一个，带上东西飞快穿过玫瑰树林荫路的那个烧得光光的转角，对面是旧日蒙大拿兵营马厩的石墙，到石墙下就安全了。我们看到有了这么个拍影片的好地方，个个兴致很高。但是要说距离还不算太远，那就颇有点自己骗自己了。

到了通往佛罗里达旅馆的坡道上，我就说：“来，一块儿到奇科特酒吧去喝一杯。”

可是他们有一架摄影机得修，还得换胶片，已经拍好的胶片也得赶快密封，因此我就一个人去了。在西班牙是决不会找不到伴儿的，换换空气也好嘛。

在这四月的黄昏我顺着大马路朝奇科特酒吧举步走去时，心情是满意的，只觉得又快活，又兴奋。我们干得很卖力，我看干得成绩也不错。可是独自一人在街上走着走着，得意的心情却全消失了。孤零零一个人，头脑冷静了下来，我这才意识到我们离前线毕竟太远了，而且再傻的傻瓜也看得出来：进攻是失败了。其实我也早就清楚得很，只是心里总还抱着希望，情绪一乐观，往往就给蒙住了眼。但是此刻想起了前线的那个光景，我明白了这简直就是索姆河之役[4]的重演，伤亡惨重啊。人民的军队终于发动进攻了，可是这样的进攻法只会招来一个后果：毁灭了自己。此刻我把今天一天看到的、听到的合在一起想想，觉得心里真不是滋味。

在奇科特酒吧的一片烟雾喧嚣之中，我意识到进攻是失败了；在人头挤挤的柜台跟前喝第一杯酒时，我这体会就更强烈了。如果形势大好，只是个人的情绪欠佳，那喝上一杯心情是会好起来的。可是如果形势实在糟糕，而个人倒一切正常，那喝上一杯反而会把糟糕的局面看得愈加清楚。店堂里这时早已挤得满满的，要端起酒杯来喝，还真得用胳膊肘往外挤挤才行哩。我刚足足实实喝了一大口，就给谁撞了一下，杯子里的威士忌苏打水都泼了出来。我火了，扭过头来一看，那撞我的人倒笑了。

“哈罗，鱼儿脸，”他说。

“哈罗，你这头老山羊。”

“我们去找张桌子坐吧，”他说。“刚才撞了你一下，看你的样子可是真火了。”

“你从哪儿来呀？”我问。他的皮上装又脏又油腻，两只眼睛眍了进去，一脸胡子也真该刮刮了。他腰里佩着一把大号的科尔特自动手枪，这枪据我所知以前有过三个枪主，跟枪相配的子弹我们还一直在到处找呢。他个子很高，脸上黑乎乎沾满了硝烟和油污。头上戴一顶皮防护帽，帽顶上由前往后加垫了一条厚厚的皮做成个护顶，帽边上也都镶了厚厚的皮。

“你从哪儿来呀？”

“从‘村舍’来呗，”他故意拉着个念经般的调子说，这是学的新奥尔良一家旅馆里的一个小听差，从前我们在一起听到过这小听差就拉着那样的调子在大厅里传唤，至今我们两个私下还常常学着这腔调逗笑。

我看见一张桌子上有两个士兵和两个姑娘站起来走了，我就说：“那边有桌子空了，我们上那边去坐吧。”

我们就在店堂中央的这张桌子旁坐了，他举起酒杯来，我倒看得呆了：他两手油污，两个大拇指的叉弯里黑得简直像石墨，那是让机枪后部倒喷的烟气给熏黑的。拿着酒杯的手在抖。

“你瞧我的两只手。”他把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。那只手也在抖。“左右手彼此彼此，”他还是拉着那个滑稽的调子说。随即口气就严肃了起来：“你上去过啦？”

“我们去拍了影片。”

“拍得好吗？”

“不太好。”

“看见我们啦？”

“你们在哪儿？”

“在进攻农庄。今天下午三点二十五分。”

“啊，看见了。”

“满意吗？”

“哪儿能呢。”

“我也不满意，”他说。“告诉你，这事压根儿就是荒唐透顶。对那样的阵地，为什么要发动正面进攻呢？这到底是谁的主意？”

“一个叫拉尔戈·卡瓦列罗[5]的混蛋，”说这话的是一个矮个子，戴着玻璃片厚厚的眼镜，我们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张桌子旁坐着了。“人家给他副望远镜叫他看，他第一次看望远镜就俨然成了个将军。这就是他的杰作。”

我们都把眼睛盯住了这个说话的人。跟我一起的那个坦克手阿尔·瓦格纳对我瞧瞧，还皱了皱眉——不过他的眉毛已经烧掉了。那小个子对我们笑笑。

“同志，要是附近有人懂英语的话，你要给枪毙的，”阿尔对他说。

“哪儿的话呢，”那小矮子说。“拉尔戈·卡瓦列罗才要给枪毙呢。他应该枪毙。”

“喂，同志，”阿尔说。“你就小声点好不好？人家听见了你的话，还当我们是跟你一起的呢。”

“我的话可不是胡说的，”那个眼镜片子好厚的矮个子说。我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眼。他给人一种感觉：他的话的确不是胡说的。

“话虽如此，可不是胡说的话说出来也不一定就合适，”我说。“来一杯如何？”

“好啊，”他说。“不过跟你说说没关系。我了解你。你是靠得住的。”

“我也不见得就那么靠得住，”我说。“再说这酒吧间到底是个公共场所。”

“只有在酒吧间这样的公共场所才可以私下谈谈没关系。我们在这儿说话谁也听不见。你是哪个部队的，同志？”

“我手里管着几辆坦克，从这儿走着去约有八分钟的路程，”阿尔对他说。“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执行完毕，上半夜我可以休息。”

“你怎么也不去洗个澡？”我说。

“正想去洗呢，”阿尔说。“就到你的房间里去洗吧。一会儿出了酒吧就去。你有去油污的肥皂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也不要紧，”他说。“我还省下了一点，在这口袋里带着。”

那眼镜片子厚厚的小个子目不转睛地瞅着阿尔。

“你是党员吗，同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是啊，”阿尔说。

“我知道这位亨利同志就不是，”小个子说。

“那我就不敢信任他了，”阿尔说。“我对他本来就不信任。”

“你这个混蛋，”我说。“打算走了吗？”

“还不打算，”阿尔说。“我很想再喝一杯呢。”

“我对亨利同志是非常了解的，”那小个子说。“我再说些拉尔戈·卡瓦列罗的事情给你们听听。”

“一定得让我们听？”阿尔说。“别忘了我是人民军队的战士。你不觉得那会瓦解我的斗志吗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他的脑袋瓜子膨胀得可厉害啦，如今都快成为个狂人啦。他当了总理又兼陆军部长，谁也再别想跟他说一句话。你知不知道？他本来倒是个正正直直的工会领袖，可说介于已故的萨姆·龚帕斯[6]和约翰·卢·刘易斯[7]之间，要不是阿拉基斯泰因这家伙找到了他，也就不会有那样的事了。”

“说得慢点儿，”阿尔说，“我听都听不清楚。”

“啊呀，是阿拉基斯泰因找到了他！就是眼下在巴黎当大使的那个阿拉基斯泰因！你知道就是这家伙把他捧起来的。他称他西班牙的列宁，这一来那可怜的人就硬是要做西班牙的列宁了，有人给他一副望远镜让他看看，他就自以为是克劳塞维茨[8]了。”

“这话你刚才说过了，”阿尔冷冷地说道。“你有什么根据呢？”

“嗬，三天前他还在内阁会议上大谈其军事呢。那次会议上讨论的就是我们今天采取的这个行动，赫苏·埃尔南德斯其实也只是跟他开个玩笑，他问他战术和战略有什么区别。你知道那老兄怎么说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阿尔说。我看得出这个新认识的同志惹得他有点心烦了。

“他说，‘所谓战术就是对敌人发动正面进攻。所谓战略就是对敌人实行侧面包抄。’你看这多有意思？”

“你还是快走吧，同志，”阿尔说。“你呀，真是泄气透了。”

“可我们一定得把拉尔戈·卡瓦列罗赶下台，”那矮个子同志说。“等他这场进攻一结束，我们得马上赶他下台。他干下了这件蠢到了家的事，也只有完蛋的份儿了。”

“好吧，同志，”阿尔对他说。“可我明儿早上还得去参加进攻战呢。”

“啊，你们还要去进攻？”

“你听我说，同志。你要胡扯些啥你只管跟我扯好了，因为听你胡扯蛮有意思，反正我也不是个小孩子了，是好是歹我分得清楚。可你别跟我打听什么，因为那样你会招来麻烦的。”

“我只是问你个人的事。又不是打听什么消息。”

“我们彼此都还不熟，还谈不上问什么个人的事，同志，”阿尔说。“你何不请到旁的桌子上去坐坐，让亨利同志跟我说会儿话呢？我有些事情要问他。”

“Salud，同志，”那小个子说着便站起身来。“那就改天见吧。”

“好，”阿尔说。“改天见。”

我们看着他走到另一张桌子前。他表示了一下歉意，就有几个士兵给他让出个位置，我们的眼光还没有收回来，看见他就已经把话匣子打开了。那些士兵好像都很感兴趣。

“你看这小个子怎么样？”阿尔问。

“我弄不懂。”

“我也弄不懂，”阿尔说。“对这次进攻他无疑是有看法的。”他喝了一口，伸出手来。“看见吗？现在不抖了。我也不是个酒鬼了。我在进攻之前向来是不喝酒的。”

“今天怎么啦？”

“你不是看见了吗？你说这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太可怕了。”

“就是这话。说得再确切也没有了。太可怕了。我看他现在是战略、战术全用上了，因为我们的进攻是正面、两翼一起上的。其他各路战线上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杜兰攻下了新赛马场。就是那个hipódromo[9]啦。眼下部队就收缩在通入大学城的那个走廊地带上。北边我们越过了科鲁尼阿路。从昨天早上起部队就被阻挡在阿吉拉尔山下。今天早上的形势就是这样。听说杜兰的旅损失了一半以上。你们那儿怎么样？”

“明天我们又要去攻打那些农家房子跟那个教堂了。目标是人称‘山中隐士’的山上那个教堂。山坡上挖了那么多的沟沟，无论攻到哪儿都至少要三面受到机枪据点的扫射。那儿的机枪据点全都是挖得深深的，而且还有很牢固的工事。我们的炮太少，组织不起像样的炮火掩护把这些机枪火力压下去，又没有重型野炮好把这些机枪阵地摧毁。那三座农家房子里都有反坦克炮，教堂旁边还有个反坦克炮兵群。打起来那才叫要命呢。”

“预定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不要问我。那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“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们得拍电影，”我说。“拍了电影所得的款子全部捐献去买救护车。我们在阿尔加达桥的反击战中拍到了第十二旅。上星期在品格隆附近的进攻战中又把十二旅拍了进去。在那一仗里拍到的几个坦克镜头是蛮不错的。”

“那一仗坦克没打好，”阿尔说。
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。“不过拍在电影里还是挺不错的。明天怎么样？”

“早早出来等着就是了，”他说。“可也不要太早噢。”

“你现在感觉如何？”

“觉得累透了，”他说。“头也痛得厉害。不过比刚才要好多了。我们再喝一杯，喝完了就上你那里去洗个澡。”

“恐怕还是应该先吃饭。”

“我身上这么脏，怎么好去吃饭呢。你先去占个座儿，我去洗个澡，回头再到大马路来找你。”

“我跟你一块儿去。”

“不，还是先去占个座儿，回头我再来找你。”他把头伏在桌子上。“老兄，我的头真痛呵。都是让那老爷坦克的响声给闹的。现在虽然声音是听不见了，可耳朵里还是一个劲儿的响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去睡觉呢？”

“我不去。我宁可不睡，跟你在一起待会儿，等回去再睡觉。我可不想平白多醒一次。”

“你该不会得了酒精中毒症吧？”

“不会，”他说。“我没病。我跟你说，汉克[10]，我这个人是不喜欢胡说一气的，可我看我明天要给打死了。”